冒險劇《风骚的嫂子》是由楊千樺 林柔均 奧戶巴壽為主演主要講述了:故事的主題是關于“死刑”：他采訪了死刑服刑人員、警察、受害者的家人，影片冷酷而陰郁，它逼我們面對這一道德模糊的領域。而從影片的片名，我們也不難看出赫爾佐格借此“凝望人類靈魂深淵”的目的，這應該讓電影與傳統的探討死刑的紀錄片有所不同。幕后制作68歲的德國導演赫爾佐格在美國采訪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拍攝成紀錄片《凝望深淵》。赫爾佐格說：“人不應該被你的國家處死，這件事一點爭論的余地都不存在……我認為惟一的例外是戰爭狀態。”“美國有34個州仍存在死刑判決，其中16個州目前仍可執行死刑。執行方式是致命藥物注射，僅猶他州仍有槍決。作為客居美國的德國人，我有不同的歷史背景，我尊重但不贊同美國的死刑。”維納·赫爾佐格的四章節紀錄片《深淵》，每一章的開頭都重復這句畫外解說。畫面內，鏡頭掃過空無一人的刑前羈押室鐵柵欄，掃過墻邊長桌上的燭臺和圣經，再經過一小段走廊進入行刑室，讓觀眾看那張空蕩蕩的注射床。接受過赫爾佐格第一次采訪后六個星期，死囚詹姆斯·巴恩斯寫信給赫爾佐格，暗示他將再供出自己犯下的兩件命案。他后來確實招供。“他們的罪行是兇惡的怪獸，但他們并不是怪物，就是人。”赫爾佐格這樣形容自己拍攝《死囚》的態度。2010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的幾處死囚監獄，這位時年68歲的德國導演采訪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其中名叫邁克爾·佩里的死囚，在接受他的采訪拍攝8天后被執行死刑。他們基本都經歷了持續數年甚至更久的上訴、補充證據、復核之類程序，甚至有的多次被下達了執行令，又都撤回。除了佩里，其他受訪者直到影片首映時仍活著。以佩里為主要人物的紀錄長片《深淵里》，2010年9月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11月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展映。另外的5名囚犯分別成為4部紀錄短片的主角，2011年2月14日在柏林電影節的特別放映單元首映。赫爾佐格在十六七歲時就夢想著拍一部電影，講德國一座戒備最森嚴的監獄的故事，那時候他看了一些新聞報道，“我只能說我得下跪感謝上帝那時候沒讓我拍成，因為那想法太蠢太幼稚。”他在《死囚》映后的現場交流中說。拍監獄的夢想一直存在，幾年前他突然對拍攝死囚萌生了強烈興趣，最令他入迷的一個原因是：“我們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死，怎么死。他們知道。”“你只有50分鐘”佛羅里達州的死囚監獄里有大約400名囚犯，詹姆斯·巴恩斯是其中一員。1998年，巴恩斯因殺妻被判無期徒刑，判決下達7年后，因為在服刑期間皈依伊斯蘭教，在這年的圣月“拉馬丹”，他又供出自己1988年犯下的一樁命案，于是改判死刑。那樁命案在佛州被稱為“燒床案”，一度相當知名。巴恩斯在佛州墨爾本市潛入一名女子家中，藏身衣柜偷窺，然后強奸、殺人，而后為毀尸縱火燒了臥室。監獄餐廳，光頭、穿橙色囚服、戴重鐐的巴恩斯坐在攝影機前。赫爾佐格的采訪開門見山：“我理解你希望博得同情以獲得改判，但（我的拍攝）并不意味著我必須喜歡你。我好奇的問題是，你在里邊能看到天或者樹或者小鳥什么的嗎？”“我總在囚室里，與走廊隔著兩道柵欄，3米開外有扇窗，但最多看到對面樓里的犯人。往旁邊看，5米外的盡頭有扇窗，能看到一些綠草，看不見樹，七八百米之外可能才有樹。”“能聽見鳥叫么？”“聽不見。我喜歡聽雨打在房頂上的聲音。”“你還記得最近一次雨點落在身上是什么時候？”赫爾佐格的提問這時更像一個記者。“應該是2002年了。是在一個敞頂的地方。”但赫爾佐格說自己并不像記者那樣干活：“我不準備任何問題。深入觀察他人的內心是非常有意思的。難處是你只有50分鐘。獄方規定的面訪時間是1小時，10分鐘用來安裝機器、打光，50分鐘用來談話。你必須立刻找到恰當的語氣、融洽的狀態，如果做不到就失敗了。有個學電影的學生問我從哪兒學來的，電影學院不教這個……你必須會，必須找到辦法了解別人的內心。”赫爾佐格首先要給獄中的囚犯寫信提出采訪拍攝要求，得到他們的書面邀請之后，才能聯系獄方，獄方要批準。“聯系德州是因為他們對媒體比較友善，會允許你拍攝采訪。佛羅里達也對媒體不錯，兩個州都執行死刑。在押死囚人數最多的實際是加州，他們可以判但不執行死刑，于是牢里的死囚越來越多，目前有600個左右了。”同時也必須聯系犯人的辯護律師。赫爾佐格通過閱讀案卷選擇拍攝對象，希望盡可能呈現不同個性的人，但一些他很感興趣的囚犯拒絕了拍攝。“有個人愿意跟我聊，但最后一分鐘他的辯護律師給我電郵說：不要聊了，我們正在上訴，而我的辯護對象特別容易說蠢話。”赫爾佐格立刻答應放棄拍攝，但要求留著這個機會，等合適的時機。約到人已經不容易，采訪還隨時有失敗的可能。采訪邁克爾·佩里時，聊到120秒，佩里突然沉默不語。赫爾佐格的心都提了起來：“這是個冒險的活，因為真的可能兩分鐘就完蛋了。”還好事情并沒有搞砸。與囚犯的交談他選擇直來直去，“你要是在死囚的單人牢房里關上十多二十年，你從一英里外就能看出這個人是砣屎、那個人假惺惺。辯護律師總是假惺惺的樂觀：我們還有機會；家人感情用事，拒絕接受兒女是殺人犯的現實。只要有個人跟他們有話直說，他們都會喜歡。”都是聰明人詹姆斯·巴恩斯幾乎像是個劇情片里的角色，從他冷靜專注的眼神里能看到他對言辭細節的斟酌。巴恩斯案件的檢察官告訴赫爾佐格，與巴恩斯談案子就像下象棋，他很擅長與控方進行猜燈謎式的對話：“我的律師會讓我怎么處理？”“你覺得他會讓你怎么處理？”“他會讓我不說話吧，你覺得呢？”“怎么做由你自己定，要不要律師都是你自己的事。”“他只是想攪渾水。事情很清楚，他衣柜里有個死人而當時就他一個人在，誰干的呢？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希望在我的回答里抓到漏洞，給訴訟程序制造障礙。他無疑非常聰明，熟知法律體系和刑事審判。”檢察官說。1997年，因為吵架，巴恩斯掐死了妻子琳達，不知道怎樣處理尸體，就放進衣柜，跑出去呆了幾天。案發那天他自己在家，妻子的母親、哥哥和嫂子來敲門，他說妻子要和他離婚，去律師那兒了。不到1小時，警察包圍了房子。“顯然在單人牢房里你有大量的時間一遍遍思考自己的案子，很多人也在監獄圖書館閱讀法律案卷。”赫爾佐格說，“比如巴恩斯，他能非常流暢地跟你舉出各種判例，諸如Faretta 判決（注：1975年的該案例在美國法律中確立了被告人的自我辯護權）。”赫爾佐格卻在采訪中偶爾調侃這個精明的囚犯。當巴恩斯提到自己從小愛吃燒烤的各種肉類，他問，“這跟你成為縱火犯有關系嗎？”“不是吧？每個好廚子身邊都有好多火……”巴恩斯說。第二章的主角漢克·斯金納被控殺了女友和她的兩個智力遲滯的兒子，他始終聲稱自己沒干。斯金納天生喜感，鏡頭前興致勃勃滔滔不絕，說著話自己就常常笑起來。赫爾佐格對他的興趣在于他曾離死亡如此之近，而且他對死亡之路的細節記憶無比清晰。2010年3月24日，四名獄警押著斯金納前往行刑室。他所在的德州州立監獄科納利監區未設行刑室，必須送到四十多英里外的另一監區。路上會經過一片湖，“我能聞到水的氣味。”斯金納告訴赫爾佐格。囚車是封閉的，他能看到獄警和他們配備的槍+-+-+支，非常內行地在赫爾佐格的攝影機前報出每支槍的型號。他看不見外邊，卻知道跨湖的公路橋很長，因為過橋時車輪每一次“砰砰”，就意味著汽車壓過了一道橋梁伸縮縫。“那橋有46個‘砰砰’。”坐在離行刑室咫尺之遙的刑前羈押室，牧師已經來了。他能看到通往行刑室的走廊，看到注射床上固定手臂的支架，看到監刑的觀察窗。斯金納臨死前胃口大好。赫爾佐格問他都吃了什么，他不停地說了足有40秒，連沙拉里的蔬菜和醬料都記得清清楚楚。然而離法定時間35分鐘的時候，最高法院打來電話取消了行刑。第四章里從加勒比海島移民美國的琳達·卡爾蒂想要孩子，自己因為年齡已經很難生，于是打起了即將分娩的鄰居的主意。她唆使小混混劫持了生產剛三天的女鄰搶來嬰兒，卻使女鄰窒息而死。卡爾蒂在強制戒毒機構工作過不長的時間，“那種工作要求你有相當的市井智慧，老于世故，她嘴上說說就能讓三個街頭混混相信被害人家里藏了900磅大麻，真是令人瞠目。”赫爾佐格問該案檢察官，她怎么做得到，檢察官回答：“（利用人的）貪婪。”“我特別喜歡片子里的那一刻。”赫爾佐格說。“他們都特別擅長言辭。”當然死囚里也有智商特別低的，什么話題都說不好。一個牧師給赫爾佐格講過這么個犯人，在刑前羈押室，牧師向他解釋接下來的程序，進入行刑室，綁上注射床，然后如何如何，他竟然會問，完事之后我還干嘛？“所以你得挑人。”赫爾佐格說，“紀錄片的選角其實很重要，要下很大功夫，很像要拍一部好的劇情片你必須選對演員。”本身就是了不起的電影幾乎每個真實案例都讓人覺得足以拍成精彩的劇情片。赫爾佐格也承認有這個可能，但自己還沒認真計劃過。“斯金納的案子沒什么，但人特別有意思；巴恩斯，絕對是極厲害的恐怖片，我相信他是女性的終極噩夢——裸體潛入她家，在衣柜里躲上4個小時，窺視她做家務、做飯、看電視劇、洗澡，然后現身，強奸、殺人，然后把她在床上燒掉。噩夢啊。”第三章的兩個主角，約瑟夫·加西亞和喬治·里瓦斯都是著名的“德州越獄七人幫”成員。2000年12月13日他們成功地逃出德州守備最森嚴的科納利監區，6天后在搶劫一家槍械店時殺死一名警員，40天后除一人自殺，其余悉數落網并判死刑。越獄前，這七人的共同點是幾乎都背著漫長的刑期。加西亞因為跟人爭女友殺人，被判50年徒刑；里瓦斯因多宗罪案被判了17個連續的無期徒刑，因為擅自把一輛維修工人的汽車開出兩英里，又被加判了99年徒刑。“他們拿走了我所有的希望，這種情況下人什么都干得出來，有的人瘋掉，有的人自殺，有的像我這么干……”里瓦斯在鏡頭前說，嗓音低沉，表情沉穩，“這些人很憤怒，決定越獄。這情節很吸引我，因為司法的極低智力含量和軍隊般的刑罰，本身簡直就是部了不起的電影。”赫爾佐格說。從赫爾佐格最近的劇情片如《兒子，你都干了什么》和《壞中尉》來看，這些未來的劇情片值得期待。但他是個大忙人，很難說什么時候才會動手。他說自己2011年拍了6部電影，在一部湯姆·克魯斯主演的片子里演了個壞蛋，他經營著自己的電影學校，3月初在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惠特尼雙年展，他還有件裝置作品要展出。“我一般寫得快拍得快剪得快，這次是個例外。”赫爾佐格說，“拍的時候每個人你只有50分鐘，只有坐回到剪輯房，才有時間慢慢看拍到的一切，那真是給力。我和剪輯師喬·比尼都是嚴格的8小時工作者，但剪這部片子的時候，我們每天工作5小時就不行了。而且我們都復吸了。”人不應該被國家處死第一次訪問巴恩斯4個月后，赫爾佐格和他的拍攝組獲準再見巴恩斯。在第二次采訪的前一天，赫爾佐格找到了巴恩斯的父親——巴恩斯有十多年沒與家人聯系過了。赫爾佐格告訴巴恩斯，自己表明身份后他父親立即拒絕了拍攝。再問巴恩斯的父親有沒有什么話想帶給兒子，他想了又想，說：第一我愛他，第二我恨他犯的罪。“多謝。好久跟他沒聯系了，很好。”巴恩斯紅了眼眶。“幾年前，我回想自己的經歷，寫下了這輩子我做過的最可恥的事、最驕傲的事，然后是這輩子讓我最傷心的事和讓我最高興的事。我想，最糟糕的莫過于我知道他還活著，卻對我萬念俱灰。這讓我在很多年里一直低落，現在我感覺好多了。我理解他看到我罪行的丑陋，任何人這么說我都理解。你可以在這兒哭著說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個人為自己的行為100%負責。“我其實并沒有那么多同情，我只是尊重人。”赫爾佐格反復強調，自己并不是人性化地表現囚犯，“他們的罪行是兇惡的，但他們并不是怪物。這是最根本的態度。我也不會把他們表現成無法無天的反國家反社會英雄，就是人。”影片每一章的敘事角度都不一樣，但在采訪當中赫爾佐格幾乎問到每個囚犯他的夢想是什么。巴恩斯回答說：“我大多時間都在幻想得到現在沒有的東西，比如自由，大熱天我可以跳進大海，在干凈的水里潛下去再浮上來，就像重生或清洗。我是如此骯臟，洗不干凈了，我只能夢想著會怎樣洗去污穢。”“如果你每天都在混凝土小單間里關23小時，只有一小時能在一個露天的籠子里呆著，你只能活在夢和幻想里。”赫爾佐格說，“他們的人性凝結在夢中，因此我總是迷戀這點。”雖然在每章的開頭赫爾佐格都在解說中重復聲明自己“尊重但不支持死刑”，他說自己并非想拍一部直接的反死刑電影。“德國人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在納粹時期我們有過太多的死刑，系統化地殺死了600萬猶太人。我認識的同代德國人沒有一個不反對死刑。但作為一個德國人你也沒資格告訴美國人怎么搞刑事審判。”影片拍攝到一個退役的行刑隊長，在執行了125例死刑之后，他突然崩潰了。“事實上是由于一個女犯的行刑，在那次行刑的兩天之后他突然不能控制地顫抖，止不住地哭。那是他一種揮之不去的強烈表達，無意識地反對著死刑。”在影片的每一個故事里，同樣有反對死刑的態度悄悄彌漫。“很明顯我認為，人不應該被你的國家處死，這件事一點爭論的余地都不存在。一個國家，無論在什么形勢什么時間，都不能以任何原因殺死任何人。”赫爾佐格說，“我認為惟一的例外是戰爭狀態。